资阳人文 - 成都资阳商会

走进资阳

“资阳人” 品牌文化研究: 一、“资阳人”头骨化石发现过程

1951年,刚刚解放的四川人民,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成渝铁路建设。在成渝铁路建设沿线，不断有古生物化石出现，特别是在资阳莲花山段，就有65件之多。

消息传开，川西行署和博物馆报告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了宣传文物保护法令，加强对成渝铁路建设沿线的文物保护，时任西南军政委的邓小平，立即找到重庆商学院教授张圣奘，要他出任团长，对成渝铁路沿线文物进行一次普查。并亲自送他一幅滑杆。

张圣奘教授一行十多人来到资阳，其独特的地表结构和丰富的出土化石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张教授决定对资阳进行重点考察。通过近一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1951年3月，终于在成渝铁路资阳九曲河一号桥墩十几米深处发掘出一具古人类头骨化石。

抑制不住激动，张圣奘教授马上电告邓小平，小平当即回电嘉奖，并上报政务院（国务院）。

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得知老朋友张圣奘有重大发现时，非常激动。要求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专人将古人类头骨化石送北京。

其间，川西博物馆馆长谢无量，四川大学徐中舒、冯汉骥教授电贺张圣奘。

古人类头骨化石送北京后，郭沫若院长将鉴定和研究工作交给了世界级专家，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长裴文中教授主持。

同年9月，裴文中教授亲自来川,对头骨化石发掘原址进行全面考察,并在两旁挖掘两坑,进行补充发掘,历时33天,发现了东方剑齿象,犀牛,猪獾,箭猪，水鹿，马，鱼，龟及乌木等，还有一件世界独一无二的骨椎，对研究头骨化石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旁证资料。

参加考察队的有张圣奘，任朝凤，晏学，蔡佑芬，李伯皋，徐鹏彰，何九恩等8位同志。

二、“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历史地位

“资阳人”的发现，在普通人眼里只是一具头骨，远不及古墓中的金银财宝引人注目。而她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考古界、人类史学界是何等的重要。时任西南军政委的邓小平、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极为重视，明示头骨化石送北京。经“北京人”的发现者，著名专家裴文中、吴汝康等教授经过长达6年的研究，认定头骨化石为35000多年的女性化石，年龄在50岁左右，命名为“资阳人”。并于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资阳人》，为“资阳人”定了性，引起了全世界轰动。

“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茫”。北方“北京猿人”的发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从黄帝炎帝的年代向前推进了几十万年；南方“资阳人”的发现，冲破了巴蜀神话传说的历史定界。

令华夏儿女悲喜交加的是，1929年发掘，巨今70-20万年“北京人”、巨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化石,直今亦不知是在外国古董店老板的底柜里，还是在列强们的博物馆里，而刚刚解放就发现的距今35000年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可以放心地安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永远也不用担心被人夺了去。

“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是由新中国的专家独立完成的，是我国发现的唯一早期真人类型，是旧石器晚期的真人类化石，是南方人类的代表，是古人类发掘中唯一的女性。

三、打造“资阳人”品牌文化势在必行

享誉中外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出土半个多世纪了，在历史教科书和大小百科全书上，仅有文字记载，没有象“北京人”、“山顶洞人”那样的概念性形象，这无疑是一大缺陷和遗憾。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前段时间,考古界在四川茂县云盘山发现了一俱距今5000年的完整人骨,被有的媒体认定为四川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类,并非要认作成都人的祖先,炒得沸沸扬扬.莫视被世界考古界公认,距今35000年的“资阳人”,舍本逐末乱认祖先,实在让人难以理喻.

多年来，资阳几届政府都把修建“资阳人”博物馆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已通过国家立项,但都因“资阳人博物馆修来装什么”的疑问和其他多种原因而搁浅。

资阳缺自然景观，少人文景点，可圈可点的安岳石刻、半月山大佛、丹山白塔等又相对分散，难以形成黄金旅游线而吸引游客；古三贤、今四杰仅作为圈内人士的口碑，难以给老百姓产生视觉冲击和精神动力。

翻开人类发展史，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长达数百万年，在浩渺的时空和广袤的大地上，留给后人有据可考的信息实在太少，所幸的是我们脚下的土地就珍藏着比黄金更为珍贵的人类始祖信息。

半个世纪过去了，关心、研究过“资阳人”的新中国首任领导者、专家学者都相继离我们而去，但“资阳人”在人类史学上的价值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更没有因此而削弱。相反，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寻根意识，研究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民族历史、民族精神作为民族之林的一面鲜艳的旗帜；特色文化、特色品牌作为特色城市的一张王牌，任何领导者、任何有识之士没有理由对他自己身边的文化宝藏熟视无睹。

认识四川、热爱四川、建设四川，打造品牌四川，让资阳走出四川，走向全国，这是我们所有资阳人的共同心愿。

关心，研究“资阳人”的有志之士从来都没停止过。

1951年9月，裴文中教授亲自在资阳万寿宫县文化馆举办“资阳人”学术报告会，800个坐位座无虚席；

1953年，中国科学院举办“资阳人”学术研讨会，郭沫若邀请张圣奘教授参会，并作了精彩发言；

1981年1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吕尊锷教授在资阳举办“资阳人”学术报告会，150多人参会；

2001年12月，省文史馆，省政协文史委，省社科联，省文物局等单位共同发起召开了纪念“资阳人”化石发现50周年座谈会，何郝炬，徐尚志，隗瀛涛等40多位老领导，专家们参加了会议。

多年来，许多专家前来“资阳人”发掘地和鲤鱼桥做考古发掘，其中1981年重庆自然博物馆李宣民同志，在成渝公路九曲河桥边的发掘颇有收获，一只犀牛角与“资阳人”A发掘品成对，一件有孔石珠填补了世界考古史上的空白，大量的打制石器弥补了裴文中教授在“资阳人”A发掘点的遗憾，极大地丰富“资阳人”的物证。

多年来，有大量的“资阳人”研究文章见诸报刊和成书。其中包括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裴文中、吴汝康教授专著《资阳人》，张圣奘教授的《我发现“资阳人”始末》，张圣奘教授弟子王洪林、黄振富的“资阳人”研究文章，已故作家徐伯荣的《张圣奘教授与“资阳人”》《邓小平与“资阳人”》等。

近年来，爱好雕塑的孟基林，廖飞平试图以艺术形式再现“资阳人”丰富的历史，充分展现远古人类“资阳人”深厚的艺术魅力。他们创作了“资阳人”半身复原像，以填补教科书上无“资阳人”具像的空白；创作了“资阳人”母子雕像，表现了“资阳人”战洪荒，斗猛兽的情景。

安岳石刻: 安岳全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达1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9处。全县69个乡镇无一没有石窟。数量众多的造像中，除少数有敦朴、粗犷的魏晋之风外，大多呈体态丰满、雍容华贵的唐代风，以及精细华美、璎珞盖身的宋代风，蔚为壮观，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安岳，地处四川中部，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凿石造像，此后兴于唐朝、五代、两宋。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佛教考古研究所所长雷玉华看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艺术的历史长卷便在巴山蜀水的悬崖峭壁上徐徐展开。晚唐以降，安史之乱令北方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渐渐衰落。随着唐玄宗入川避难，大批工匠和艺术家随之而来，大唐帝国的佛教艺术在巴蜀得以续存。到了北宋灭亡，中原地区高水平的艺术家再度南下，巴蜀石窟与摩崖造像的开凿于是绵延不止，日益繁盛，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在这些石刻造像中，代表雕刻艺术最高水平的，当属毗卢洞水月观音。如今，这尊仪态万方的观音像，已成为安岳石刻的“形象代言人”。
高达3米的水月观音像，悬坐于峭岩石窟的莲台之上，是全国少有的宋代石刻艺术精品。观音背倚浮雕的紫竹，头戴富丽华贵的贴金宝冠，侧首低目、衣裙飘逸。引人注目的是，观音不再以端庄严肃之态出现，坐在山岩蒲草之上的她一脚悬于莲台，一脚弯曲撑于台上，倍显风流潇洒。其雕工之精、布局之巧、装饰之丽，尤其是造型展示的绰约风姿，让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上世纪80年代在安岳看到它时，也不由感叹它就是“东方维纳斯”。
就在水月观音几步之外，毗卢洞的《柳本尊十炼修行图》也雕刻得极为生动，气势恢宏。柳本尊，佛教密宗第五代祖师。毗卢洞中，工匠们栩栩如生雕刻了炼指、立雪、割耳、舍臂等10种修行场景。细看之下，手持宝剑的武将、身穿长衫的仆从，表情造型无一相同。这种气韵生动的雕刻在安岳比比皆是。
安岳东禅村与八庙村交界的卧佛院，释迦涅槃造像及说法图，依崖取势，雄伟大气，是全国唯一一尊左侧卧佛。开凿于唐代雕刻水平最成熟的开元时期的卧佛，全长近23米，是四川最大的唐代卧佛。卧佛上部刻有十大弟子和佛说法图，下方有宋代雕刻的善财童子故事和十二圆觉菩萨，场面宏大、内容丰富。
顶新乡虎头山巅，茗山寺绝壁之上佛像森列。这里的造像以气势宏伟著称，雕刻于宋代的造像有8尊高达六七米，其中文殊菩萨左手托经书外伸1.5米，书和手的重量上千斤。雷玉华说，这个重量全靠高2.2米的垂地袈裟支撑，古代的工匠将力学与美学完美结合，才有了造像的历经千年不毁。
石羊镇箱盖山上华严洞里，华严三圣和两侧十菩萨雕刻得美轮美奂，尤其造像头上的镂空饰花宝冠，身饰璎珞，更显身份尊贵。雷玉华说，大足宝顶公认的石刻皇冠就是圆觉洞，然而圆觉洞内布局、雕像造型，和安岳华严洞如出一辙，但气势不及后者，且年代更晚。由此可见，安岳华严洞或许是大足圆觉洞凿刻的蓝本，堪称宋代石刻的丰碑。

陈毅故里: 陈毅故里景区位于乐至县劳动镇，距县城15公里，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其中，陈毅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毅纪念馆为国家三级博物馆。景区建成以陈毅故居为核心，占地40余公顷的生态纪念园。
陈毅故里景区人文景观极具文化和历史价值，有陈毅故居、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陈毅纪念馆、御风台、德馨园、七塘映月等景点40余处。其中，陈毅故居始建于清代乾隆初年，为木质穿榫结构的三重堂四合院，建筑面积750平方米，共有大小房屋36间，院落总面积1026平方米，于1981年修复并对外开放，2006年6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文物局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按苏杭园林式建筑风格建设，于1987年建成并对外开放，2011年7月完成维修改展工程，建筑面积1926平方米，展厅面积接近1300平方米。整个陈列展厅由序厅和“聪颖好学、立志救国”、“艰苦转战、浴血坚持”、“ 挺进敌后、华中抗战”、“鏖战华东、传檄中原”、“ 主政上海、领衔外交”、“ 诗书棋艺、豪放重情”、“ 永远的怀念”七个部分组成，陈列有陈毅元帅生平事迹照片294幅和珍贵文物实物60件，采用场景复原、幻影成像、多媒体等现代展陈手段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陈毅元帅光辉、伟大的一生。陈毅纪念馆位于乐至县城中心的灵鹫山，建成于2001年，占地40余亩，整个园景规模宏大，构思奇巧，蔚为壮观，2008年2月被四川省纪委、四川省监察厅颁布为全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2009年5月被国家文物局颁布为国家三级博物馆。

川剧“资阳河”流派的传承与发展: 一、历史脉络
关于川剧形成的具体时间，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湖广填四川”在前，川剧形成在后。也就是说，早在清初康熙年间，移民门就将原居住地的文化带入川地了。湖北人带来了汉剧，这为川剧胡琴戏奠定了基础；江西人带来了弋阳船歌，这是川剧高腔的基调；古老的浙江昆曲入川后直接形成了川剧昆腔；陕西梆子入川后演化成了川剧弹戏。只有川剧灯戏是四川本土的车灯曲调进化而成。但这种“本土”的车灯曲调，也是一种移民文化现象。
由此可见，川剧之所以能在中国戏曲中占有特殊地位，除了观众人数众多，覆盖面宽广，是因为它出身复杂，是海纳百川的结果。它来自于五湖四海，汇聚在四川盆地后被相对统一的语境同化；被移民精神同化；被根基深厚的儒教和迅猛发展的道教及巫教感染。在那个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时空，它承担了过份沉重的文化教化和通神祈福的责任。可以说，在中国所有的传统戏曲中，像川剧这样庞杂而充满宗教精神的是绝无仅有。川剧的打击乐是道爷的神器；鼓师是沟通阴阳请神驱鬼的“掌坛师”；婚丧嫁娶用大锣大鼓造气氛；求雨减灾演《捉旱魃》平息天怒；宣扬礼教《雷打张继保》是必演的剧目……
资阳位于川中腹地，有东大路和沱江连接成渝两地，是重要的水陆码头。人口密度大，经济文化相对发达。旧时川地交通不畅，木船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稍有规模的戏班行头道具及人员，大多是乘船流动。故川剧是随河而兴。川西平原岷江流域被称为“上河坝”，成都、绵阳是川剧重镇。川东长江流域被称为“下河坝”，重庆是大“戏窝子”。（近年来有人将南充遂宁一带称为“小川北河”，但该地区的川剧水平和气候都不可与成渝资阳相提并论。）康熙年间，京城盛传四川资阳城隍庙里的城隍菩萨显灵，有求必应。帝得知后龙颜大悦，遂御题“显忠大王”金匾一块，赐予资阳城隍庙。一时间达官贵人纷至沓来，每年的清明节更成了为城隍爷祝寿的盛大节日。各地的戏班无不以唱过资阳城隍庙会为荣。而资阳的戏迷见多识广，水平高得让戏班紧张。随着火神庙会，东岳庙会，莲台市庙会等五花八门的宗教文化活动的跟风举办，资阳成了展示艺人技艺的平台,成了川剧的“好莱坞”。当时的盛况，令成都重庆也自叹弗如。
在资阳，只有高水平的戏班和艺人才有立足之地。这些留下来的戏班和艺人博采众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上河坝弹戏水平最高，下河坝胡琴戏唱得最好。而资阳河（亦称中河坝）则是以高腔戏见长。但川剧在语言、打击乐、声腔及表演程式上严重趋同，艺术个性空间不大。所谓艺术风格，仅仅是对表演、演奏的理解的细微差异和在剧种上的偏好。比如，同一段胡琴戏唱腔，下河坝大多是采用平稳深沉的“文唱”，上河坝则要拼命上翻显示唱功，搞成“武唱”。而资阳河是“文武”相济，高低有致。在打击乐上，上河坝较下河坝更重华彩。下河坝较上河坝更重气派。资阳河却是既不排斥上河坝的“花锣鼓”，又不放弃下河坝的朴素庄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200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阳友鹤、周慕莲、陈书舫、竟华、袁玉堃、蓝光临、周企何等大师都要资阳河鼓师磨久龙及其弟子司鼓。这说明资阳河在这方面确是代表了最高水平。据说，像磨久龙这样的鼓师，不仅是驱鬼通神的“掌坛师”，能呼风唤雨，还能指挥锣鼓打出风声雨声，喜怒哀乐，庙堂井市，战场闺房。甚至还能打出苦甜香臭来！资阳河产生过不少表演艺术家。如清末名丑岳春，现代名生贾培芝、张德成、张崇林、彭海清（面娃娃）、扬先才，名净陈君，名旦四季葱、陈淑君，名武生苏约文，张德全等。甚至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魏明伦、原省川剧学校校长张廷秀，副校长扬心中也是资阳河的传人。
然而，由于严重的趋同性和唱法上的自然主义束缚，川剧史上像阳友鹤这样有影响的开宗立派者极为鲜见。所谓上、中、下三条戏河。与其说是三个流派，不如说是三个最良好的川剧生态环境。
1949年以后，政府管理剧团，“河”道之间的交流不再依赖庙会或跑江湖。成立川剧学校后，标准化的基本功训练和统一的戏剧美学教育，更使“流派”无从谈起。艺术家的艺术个性只能得自于先天身体条件和领悟能力。在中国戏曲中，川剧的小生、小旦、小丑最佳。但须生和花脸是全凭天生嗓子吃饭，没有像京剧马派、谭派、裘派那样的科学唱法，一味地运用喉音，极易令声带充血，从而导致失声。往往不到40岁，声带便要长息肉，做不做手术都要废唱功。像罗一雷、蔡如雷、金正雷、吴晓雷、徐寿年和张德成、蒋俊甫、陈淡然、贾培之、黄世涛这样的“铁喉咙”是凤毛麟角。
上世纪60年代初，古装传统戏开始受到政治挤压。新编现代戏成了主流，原始版的《红灯记》、《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雪岭苍松》，鼓吹阶级斗争的《龙泉洞》，宣传社教的《买马》等剧，打击乐和唱腔、舞美弱化到不象川剧的地步。文革的到来更摧毁了一切传统因素。剧团只演造反歌舞，后来竟成了武斗战场和整治牛鬼蛇神的“牛棚”。
进入70年代后，“样板戏”开始一统天下。文工团跳不好《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这样的芭蕾舞，又没有话剧“样板”可学，只得并入川剧团，在移植“样板戏”中充当配角。但恰恰是文工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和西洋管弦乐，令川剧资阳河在表演音乐，舞美上达到历史的最高峰。一出《奴隶颂》连演七十场，场场爆满。《盘石湾》、《海岛女民兵》、《杜鹃山》也引来成渝同行观摩学习。此时的资阳河，虽然已没有了陈君、苏约文这等明星，但汪涛的声腔设计，张德全的导演、表演、胡纯礼、彭登怀的音乐仍是堪称上乘。川剧资阳河可说是雄风犹在。80年代，文工团分家出去，传统戏回归。川剧回到一桌二椅布景和僵化的程式表演，恢复了农耕文化代表的特点。由于政治落后，市场萎缩，财政断奶后便只得解散剧团。
但川剧资阳河并未消亡，流散的艺人们组成了“火把剧团”，唱庙会，唱堂会，唱围鼓。据有关资料，全省共有“火把剧团”35个以上。尽管川剧观众呈老龄化趋势。但凡四川人，年过50后便会有强烈的家乡文化认同。不懂川剧也要爱川剧，不爱川剧者不敢言明，怕被人指责“不是四川人”。
二、文化价值
经过20多年全力以赴的经济建设，资阳人认识到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正在被遗忘的川剧资阳河！众所周知，直到今天，资阳的川剧观众欣赏水平最高，最热情，最投入。而以磨久龙魏明伦等为代表的历代川剧资阳河艺术家，又是川剧界无可争议的翘楚。不管是传统剧目中的《刁窗》、《访友》、《打神》、《别洞观景》，还是70年代中期中西合璧的《奴隶颂》、《磐石湾》，以及自贡魏明伦的川剧，无不代表了同时期川剧的最高水平。实际上，作为移民文化，川剧是随着四川语言的定型而基本成型。它是四川语言的浓缩和放大，是川人精神的文化表现。在上河坝把《禹门关》、《花田错》、《西厢记》、《画梅花》等弹戏剧目搞成精品，下河坝把《五台会兄》、《凤仪亭》、《空城记》、《隋朝乱》等胡琴戏搞成典范的时候,资阳河把高腔戏打造成了瑰宝。以至于清代文化名人赵熙专为资阳河写出了不朽的《情探》，令戏剧界至今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川剧资阳河的高腔确是渗透了资阳人的生活。乡野村夫井市商贩，每有闲暇，无不以哼唱“红鸾袄”、“山坡羊”为乐；红白喜事都要请戏班子来唱堂会。至于茶馆夜间的“玩友”更是男女不限，老少咸宜。不怕荒腔走板，力争字正腔圆。直到今天，在剧场有名角唱功做功亮彩，也少不得要献花，花里夹着5元10元不等的奖金。唱胡琴戏的“大个板”这样的高难度声腔时，台下掌声一片，又还是击节而拍。此等现象足见资阳文化底蕴之深厚，足见川剧资阳河的艺术魅力之绝美。
2500年前,古希腊人埃斯库罗斯写出了第一部悲剧。当时是为了娱神和励志。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就是有一定长度的模仿。”古希腊悲剧所模仿的，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理想投影。在《普罗米修斯》中，盗火以拯救人类的英雄受到了大神宙斯的惩罚。这惩罚是每天让兀鹫啄食他的肝，并让他被铁链缚在悬崖上永受孤独。普罗米修斯痛不欲生，其内心世界是通过歌队诉诸观众。歌队有时是同情英雄的善良的象征，有时是英雄本人思想情绪的传播者，有时甚至还同英雄对话，充当哲学考官和道德良知法官。观众欣赏悲剧，既为英雄的业绩和命运所感动，又在剧中人的表演和歌队的启发下受到思想道德教育。这是后来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珍视的体验——感染的审美方式，更是布莱希特刻意追求的理性至上的“第三堵墙”的效果。
川剧高腔也是这样，幕后的帮腔与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有异曲同工之妙。或抒情，或提问，或点明剧中人的心理活动和微妙处境。帮腔有时是一女生领唱众女生或混声附和，有时是女声独唱。领腔务求嗓音清亮，感情充沛。悲怆时催人泪下；诙谐时令人捧腹。资阳河的高腔戏《情探》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大幕拉开，王魁登场，唱“更栏尽，夜色哀，明月如水照楼台，漏出了——”帮腔接口唱道：“凄风一派”。把个负心汉的内心世界和处境刻划得淋漓尽致。在高腔戏《谭记儿》中,贪恋酒色的杨衙内被化了装的谭记儿偷换了尚方宝剑，帮腔直接奚落他：“看你怎收场？怎收场……”
高腔曲牌繁多,悠扬婉转,非常优美。配以锣鼓和帮腔，堪称戏曲一绝。其在理性与感性的高度结合上同古希腊悲剧的不谋而合，统合了斯氏体系和布氏体系所推崇的戏剧美学理念，值得深入研究，大力弘扬。自80年代初沙梅改革《红梅赠君家》以来，为高腔配管弦乐以是大势所趋。筱舫的《别洞观景》除了配置管弦乐，还引进了四川清音的唱法。既令川人感到亲切，音乐形象又异常丰满。而在此以前的70年代中期，资阳河就以西方管弦乐伴奏的高腔戏《奴隶颂》等大获成功了。80年代中期的《白蛇传》，在布景、灯光、音乐等方面突破传统，反响热烈。在京剧中，青蛇为武旦。川剧中的青蛇却是武生和武旦两角。在水涌金山寺一场中，青蛇托举白蛇造型悲壮凄美，很有芭蕾舞的意味。而韦驮踢腿用足尖在自己前额画“慧眼”的绝技，令人叹为观止。可惜这些有益的尝试并未坚持下去，复古之声终究成了主流。是否像沙梅那样给锣鼓定音，用弦乐模仿锣鼓音值得商榷。但提升高腔的音乐形象，使之适应现代审美趣味，是资阳河文化价值的升值空间。
川剧常青树，80岁的著名小生朱俊臣说得好：川剧资阳河的艺术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的高腔和打击乐，开放的心胸和对人才的培养、引进以及大胆创新，才是它的兴盛之道。

川中名刹报国寺: 乐至县报国寺位于乐至县龙门乡，始建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距县城18公里，是川中著名古刹、国家AA级旅游景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碑志、摩崖造像（树抱佛）、大型卧佛、诸佛海会等景点蔚为壮观。摩崖造像、石棺、玉佛称为“三绝”。摩崖造像现存佛像500余尊10余龛，其中“西方极乐世界图”刻艺精湛，千年古榕盘根错节，窟壁大蜀广政年的两块碑文，字迹清秀，颇具艺术和观赏价值。寺内有从缅甸迎回的33尊造型生动、雕刻精细的玉佛，其中，高4.13米，重10余吨的接引佛，高度和重量为蜀中之最。

资阳历史悠久，旅游资源较为丰富: 这里出土了距今35000年的“资阳人”头骨化石，诞生了孔子之师苌弘、辞赋家王褒、经学家董钧、数学家秦九韶和新中国开国元帅陈毅等众多杰出人物。境内安岳10万尊唐宋石刻以“古、多、精、美”著称，乐至陈毅故居被列入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